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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路未盡:中國科創要攢的五顆寶石

1896年,甲午戰敗后的李鴻章被鋪天蓋地的唾沫淹沒,在清廷權力中樞里自然也“靠邊站”,被老佛爺打發去了俄國,給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儀式道賀,順帶訪問歐洲和北美等七個國家。對封閉守舊千余年的天國上朝而言,這種高規格的外交訪問可以說是前無古人。

李鴻章帶著兩個兒子和大批幕僚,一行45人從上海租界出發,乘法國郵輪赴俄。船過吳淞口和陸家嘴時,停泊在沿岸的國外軍艦紛紛鳴炮致敬[1],聲勢震天,俄德法英美更是各派一名外交官貼身陪同,代表團沿途經過的香港、西貢、蘇伊士等殖民地,也都盛情接待,給足面子。

李二先生雖在國內被千夫所指,但在西方眼里卻是“最受歡迎的中國人”,個中原因,無非列強想借中堂大人的奏折,完成各自殖民和商業的小算盤。

6月13日,李鴻章在莫斯科簽完日后令他后悔不已的《中俄密約》后,便乘火車前往德國柏林。李鴻章是德國軍火的大買家,自然受到德國朝野的高度重視,不僅在皇宮里享受了威廉二世的國宴款待,還專程去漢堡跟退休賦閑的俾斯麥談笑風生,讓李中堂頗有東西政壇巨頭聚首的幻覺。

除了參加各類宴請外,李鴻章此行的重頭戲是全面考察德國軍事工業。6月28日,他應克虜伯集團主人Friedrich Alfred Krupp的邀請,對克虔伯集團產業連續考察了4天,輾轉多家兵工廠,目睹了舉世聞名的克虜伯大炮從熔鑄、軋鋼、切削,到沖壓、鍛造、裝配的全部制作過程。

為了加深印象,德國人甚至在克虜伯的梅彭射擊場(Kruppscher Schießplazt in Meppen),專門為李鴻章制定了一個射擊表演項目表,拉出加農炮、榴彈炮、快裝炮和速射炮,狂轟80發炮彈,尤其是最新研制的28厘米口徑火炮,單枚炮彈重達700斤,將年邁的李中堂震得頭皮發麻。

火炮是克虜伯公司的拳頭產品,在普法戰爭最關鍵的色當戰役里,500門克虜伯鋼制后膛火炮像“鐮刀收割麥子”一樣,將拿破侖三世的軍隊轟成碎渣。李鴻章從創辦淮軍開始,就對克虜伯大炮青睞有加,從1871年1895年,中國一共購買了1942門克虜伯重炮[2],耗資上千萬兩白銀。

在購買克虜伯大炮之初,李鴻章就組織國內仿造,不僅安排翻譯了大量技術資料,還在江南制造局進行模仿嘗試,但克虜伯公司產品迭代很快,火炮結構、材料、口徑、射程、精度等每年都有進步,國內從鋼材到火藥全面落后,甚至直到李鴻章去世,大清也沒仿制成功一臺克虜伯大炮。

在工業領域,看得見的差距已然驚人,在科技領域,看不見的差距更是懸隔霄壤。

為了表達殷勤,德國人安排李鴻章接受倫琴剛發明7個月的x光檢測,他左顴骨內的子彈(在馬關被刺客開槍所射)在膠片上“纖毫畢現”,李鴻章感到新奇,稱其為“朗德根之術”(倫琴的姓氏),但x射線在現代醫學和物理學上的劃時代意義,對李鴻章和大清國來說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事物。

李鴻章訪問德國的1896年,正是物理學突飛猛進的年代,X射線于1895年被發現、放射線于1896年被發現、電子于1897年被發現,三大物理學成就代表了現代物理的誕生。當大清國還在為造出一枚合格的炮彈而抓耳撓腮之時,西方科學的研究已經由宏觀時代進入到了微觀時代。

離開德國前,李鴻章在克虜伯莊園揭幕了德國人為其制作的全身銅像。該像頭戴花翎,身披黃馬褂,連同基座一起高達10米。盡管揭幕儀式隆重非凡,但李鴻章還是婉拒了將銅像運往中國的提議,他自己心里知道,這座輝煌雄偉的銅像,不過是德國人賺了幾千萬兩銀子后附送的贈品而已。

幾十年洋務運動的成果被甲午戰爭盡數抹去,李鴻章在漢堡問了俾斯麥這樣一個問題:用什么的方式,才能讓中國跟德國一樣強?

一個落后的農業國,要想追趕上西方已經領先一兩百年的工業和科技,到底缺什么東西?四處辦廠但功效甚微的晚清洋務派沒有答案,直到100多年后,屢敗屢戰的中國人才把科創需要的五顆寶石給厘清楚,它們分別是:工業政府、籌資系統、市場體系、人才梯隊和保障制度。

這五顆寶石,分別代表了中國在工業和科技領域的五次沖鋒,這是一條艱難的通關打怪之路,在沒有集齊五顆寶石之前,科創的響指再怎么打,也不會響。

01. 第一顆寶石:工業政府

作為一個農業國,晚清洋務派首先缺乏的,就是一個能夠統籌協調所有工業部門的中央政府。

現代人無法理解的是,即使拿到了所有的設計圖紙,讓晚清工人仿制一門合格的鋼制后膛克虜伯火炮,仍然是難于上青天。因為整個生產過程,需要十幾個工業部門的配合:材料需要采礦工業、制造需要冶金工業、能源需要煤炭工業、炮彈需要化學工業、加工需要機床工業……

以冶金工業為例,重型武器的制造必須有鋼鐵廠做配套,早在1877年,軍事專家丁日昌就向李鴻章諫言:“蓋外國一切制造皆從鐵務生根,工匠不能煉鋼,軍事斷無起色。”但現實情況卻是:無論是早期的碳素鋼,還是后期的合金鋼,大清國都煉不出來,工業用鋼幾乎全部需要進口。

早在鴉片戰爭時期,冶煉工業的落后就嚴重影響火炮質量,鑄炮時爐溫低,鐵水雜質多,生產出來的炮管內含大量氣孔,使用時極易炸裂。1835年,關天培為改善虎門防御新制大炮40門,在試用時有10門直接炸膛,炮手被當場炸死,以至于打起仗來,兵勇需要軍官拿刀逼著,才肯裝藥放炮。

1860年以來,中國的工業用鋼基本都要進口。直到1886年,洋務派才開始籌備中國第一家鋼鐵冶煉企業貴州青溪廠,耗資27.6萬兩白銀,技術工藝全部購自英國,設備從上海運到青溪,居然花了整整兩年半,結果煉出來的鋼鐵質量完全不達標,銷路受阻,資金耗盡,最后以破產變賣告終。

除了技術落后,晚清交通基礎設施也無法支撐大工業。1870年,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記載了山西潞州的土鐵運輸[3]:一只運輸隊由108個挑夫和102頭騾子組成,一頭騾子駝200斤,一個挑夫挑75斤,一次能運17.25噸,每300公里的運費跟貨值一樣高,跟跨海而來的洋鐵相比,毫無性價比。

清政府沒有自主權的海關體系,對進口鋼鐵基本形同虛設。1843年,每百斤生鐵關稅銀1錢,熟鐵1.5錢,鋼4錢,1858年稅率進一步降低,每百斤生鐵關稅銀0.75錢,熟鐵1.25錢,鋼2.5錢[4]。這樣低稅率,既無法保護羸弱的中國本土鋼鐵產業,也無法為洋務運動積累足夠的工業發展資金。

即使洋務派傾全力打造的江南制造局,在煉鋼上也折戟沉沙。江南局于1891年建立了中國第一家新式煉鋼企業,但技術嚴重落后。每次煉鋼,熔爐需要加熱兩個星期才能達到指定溫度,生鐵出爐后,還要花兩個星期的時間來冷卻,車間工人一邊拿著工資,一邊打牌賭博消磨時間。

在這種背景下,中國鋼鐵進口逐年飆升,1867年進口鋼鐵價值26萬海關兩白銀,1879年進口突破100萬兩,1888年突破200萬兩,1891年突破300萬兩。而在洋鐵的沖擊下,1838 年全國在采鐵礦廠數為112家,1851年為90家,1862年為28家,到了1875 年時就只剩下1家了[5]。

工業和科技,是一對孿生兄弟,沒有工業基礎,現代科技便是無本之末。

1878年,江南制造總局的徐壽在翻譯物理學家John Tyndall的著作《聲學》時,寫了一篇《考證律呂說》質疑其理論,經好友翻譯投稿,成為第一個在《Nature》雜志上發表論文的中國人,但這種成果對沒有工業基礎和科研體系的國家來說毫無意義,徐壽的研究也沒能得到往下傳承。

從勘探、選礦、冶煉這些硬環節,再到交通、關稅、研發這些軟環節,洋務派缺乏一個有工業意識的中央政府。

清政府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農業政府,對工業商業極盡排斥,如雍正所言:“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,即田畝中少一耕稼之人。”列強入侵也沒能喚醒工業意識,到1880年,當全球生鐵產量接近2000 萬噸時,中國還沒有一家煉鐵廠,當全球鐵路已經達到22.8萬英里時,中國還沒有一寸鐵路。

而同樣曾作為落后的農業國,美國在1791年就通過了漢密爾頓提交的《制造業報告》,確立了工業發展三原則:一是對美國工業進行補貼;二是用關稅來保護本國企業;三是鼓勵引進人才和技術。在戰勝杰斐遜為代表的農業黨之后,美國工業黨便沿著既定路線狂飆,直至工業產值世界第一。

1993年,前蘇聯航母“瓦良格號”停工,黑海造船廠廠長馬卡洛夫在回答“完工需要什么”時,這樣講道:“需要蘇聯、黨中央、國家計劃委員會、軍事工業委員會和九個國防工業部、600個相關專業、8000家配套廠家,只有偉大的強國才能建造它,但這個強國已不復存在了。”

馬卡洛夫核心觀點卻很正確:一個強大的工業政府(未必以計劃經濟為基礎),是工業和科技的強大保障,尤其是對于落后的追趕型國家來說。

洋務運動作為中國第一次工業化嘗試,先后投入了5000多萬兩白銀,但基本靠幾個洋務大員在各省獨自籌劃,缺乏統一規劃,雖然跟日本同時起步,但成果卻相差萬里。在這之后,工業政府的理念開始在中國萌芽,無論是國民政府還是新中國政府,工業發展基本上都由中央統一籌劃。

工業政府是科技創新的第一顆寶石,但近代以來,有這種理念的國家不在少數,但能建成工業能力的國家卻寥寥無幾,多數的原因也很直接:缺錢。

02. 第二顆寶石:籌資系統

1911年發生了兩件大事,一是辛亥革命爆發,中國終于迎來了一個擁有現代意識的政府;二是中國鋼鐵進口創下歷史記錄,達到史無前例的1574萬兩白銀。

民國政府雖能力有限,但卻具備工業意識,知道這種工業逆差帶來的危害。1912年11月1日,民國政府在北京召開了首屆全國工商會議。這是近代第一次由中央政府主持的產業會議,除了官方和學界的代表外,實業界的頭面人物如榮德生、朱葆三、聶云臺、朱志堯等也前來參會。

在會上,著名實業家張謇(時任北京政府農商總長)首次提出要重點發展紡織和鋼鐵工業,之后便迅速開始頂層設計。1913年12月,農商部成立,專設礦政局,管理采礦和冶煉工業,同時成立地質研究調查所;1914年,《礦業條例》頒布;1915年,全國范圍內的地質普查開始大規模推進。

有了國家層面的統一規劃,一份大工業的藍圖躍然紙上。1914年,張謇建議北洋政府在直隸龍門縣籌設國家第一鐵廠,在江蘇秣陵關設國家第二鐵廠。兩地均有新勘探的鐵礦,儲量豐富,交通便利,等這兩廠成功后,再向全國復制。但可惜的是,想法雖然美好,但首要的難題便是沒錢。

北洋時代,國家財政主要靠借債度日,“民國元、二年,中央絕無收入……維持之道,全恃外債。”以1913年為例,袁世凱政府收入33,700萬,支出64,200萬,向列強借了22,000萬,如此還有8490萬的赤字,根本無力進行工業投資。由于財政匱乏,兩大鐵廠的建設規劃自然不了了之。

無論是搞工業還是搞科技,都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,農業國向工業國躍遷,首先要解決的便是籌資問題。

在這方面,西方國家八仙過海,有通過殖民掠奪來攢第一桶金的,有通過出口農產品積累資金艱難起步的,也有通過大量移民和海外投資來獲得啟動資金的。一旦完成了第一桶金的積累,后續就可以通過銷售工業品來獲得擴大產能、改良設備、研發技術的資金,形成正向循環。

但縱覽整個民國時代,中國始終沒能為工業化建立一套持續有效的籌資渠道,甚至在國民政府“黃金十年”,對工業的投資也杯水車薪,這跟連年的戰亂有關,也跟中央對各省缺乏控制力有關。當時國內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所面臨的困局,就是籌資渠道匱乏的集中體現。

漢冶萍公司于1908年由漢陽鐵廠、大冶鐵礦、萍鄉煤礦合并而成。到辛亥革命前夕,年產鋼近7萬噸、鐵礦50萬噸、煤60萬噸,占清政府全年鋼產量90%以上。但就是這么一家“國字號”企業,在發展過程中資金捉襟見肘,不得已向日本政府多次借款,最后被日本通過債務牢牢控制。

一戰結束之后,鋼鐵和礦石價格暴跌,漢冶萍公司陷入困境,但日債借款卻越積越多,到1920年代,每年光利息就要還一百多萬銀元,從1920年到1921年累計虧損841萬,不堪重負。撐到1925年,漢陽和大冶鐵廠均熄爐停產,只剩鐵礦還能開采,徹底淪為日本鋼鐵行業的原材料供應商。

漢冶萍的悲劇闡述了一個道理:落后的農業國要想擺脫廉價原料供應地和工業產品傾銷地的命運,必須建立自己的籌資體系。小國也許可以靠專攻某幾個領域來富國富民,或者靠地緣政治價值來換取大國的扶持,但國家體量越大,越沒有捷徑可以走。中國需要趟出自己的路來。

籌資渠道是工業和科技的第二顆寶石,只有等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,這個問題才第一次得到了解決。

03. 第三顆寶石:市場體系

1949年之后,新中國建立了統一的中央政府,擁有強大的社會資源調配能力,這為工業籌資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。

由于體量原因,中國無法復制日韓的工業崛起路徑,工農剪刀差模式便成為必選。這個概念起源于1920 年代,當時蘇聯為了加快積累工業建設資金,采取“以農補工”的方式,壓低農產品價格,提高工業品價格,通過工農品交換把農業部門的利潤轉移到工業部門,用來支持工業投資。

用大白話說,就是全國人民勒緊腰帶支援工業建設。歷史數據表明,我國農業部門為工業化的發展,做出了重大而卓越的貢獻。

著名經濟學家嚴瑞珍曾受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委托,主持了“中國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研究”這一課題。通過詳細計算,嚴瑞珍得出結論:從1953年到1985年,全國預算內的固定資產投資共7878億元,平均每年240億元左右,大體相當于每年的(工農業)剪刀差絕對額[9]。

他進一步給出結論[9]:可以說,30 多年來國家工業化的投資主要是通過剪刀差取得的,是剪刀差奠定了中國工業現代化的初步基礎。”

又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“農業投入” 總課題組估計:在1950-1978 年的29 年中,政府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大約取得了5 100億元收入,同期農業稅收入為978億元,,財政支農支出1577億元, 政府提取農業剩余凈額為4500億元,平均每年從農業部門流出的資金凈額達155億元。

剪刀差問題在90年代初掀起了經濟學界的討論高潮,陳錫文、王夢奎、雷錫易、凌志軍等人均做過相關研究,結論大同小異。即使到了改革開放之后,國家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,剪刀差一度縮小,但絕對額仍然有很大的增長,農業部門仍然源源不斷地為工業化提供資金。

另外一個被長期低估的工業化因素是:蘇聯對新中國工業進行大規模援助的“156工程”,其發揮的意義超過了“第一桶金”的范疇。

蘇聯的援建項目是分5次商談才定下來的:1950年確定了50項,1953年增加到141項,1954年增加到156項,1954年增加到172項,1955年確定了174項。最后經過反復調整,有的取消,有的增加,最終定為154項,但因為公布156項在先,所以仍然稱作“156工程”。

156工程宣傳畫,1958年

整個項目涵蓋了能源、冶金、化工、機械、軍工、輕工等幾乎所有核心的工業領域,項目的廣度和深度震撼了基礎薄弱的中國工業界。李富春率領代表團在莫斯科談判時,米高揚曾對他說[7]:“ 我看了你們的請求。你們不要像小孩子一樣,看見什么東西都覺得新鮮,什么都想要。”

更重要的是,蘇聯提供了大量文件和圖紙。從1954年-1959年,蘇聯向中國轉讓了1100套工業企業及其他建設項目的資料,3500套制造各種機器的圖紙,950套技術資料和2950個專題的各種技術說明書[8]。這么多珍貴的技術成果,蘇聯方面只收了一種費用:文件復印費。

156工程在全球技術援助歷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,這等于手把手教你如何搭建一個完備的工業體系。它為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奠定了很高起點,省卻了很多自我摸索的階段。盡管中蘇交惡后,蘇聯方面撤去了所有的專家和援助,但這些工程給中國留下了寶貴的工業資產,其意義無法言喻。

至此,中國已經找到了工業和科技的兩顆寶石:強大的工業政府和堅韌的籌資體系。但中國人對工業化的探索,并沒有止步于蘇聯模式,尤其是隨著工業化的深入,蘇聯模式弊端開始暴露,中國也面臨自己的問題:盡管已經有了完整的工業體系,但經濟在1978年前仍然處于崩潰的邊緣。

缺乏市場體系的弊端,早在洋務運動時期便展露無疑:近代軍事工業中累計耗資5000萬兩以上,但產品沒有利潤,無法實現自我循環,給政府造成了嚴重的負擔。這種情況直到改革開放后才得以解決,用一句話來闡述就是:中國為工業化創造了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。

改革開放后,家庭聯產承包制和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,讓中國農村地區在1978-1988年之間完成了原始工業化,帶來兩個好處:一個有購買能力和意愿的農村市場;一個能輸送工人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群體。兩個因素給工業體系注入了潤滑油,使其能夠自我運轉、自我輸血、自我激勵。

文一教授在《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》一書中這樣寫道:市場是個昂貴的公共品。市場體系就是發展工業和科技需要攢到的第三顆寶石。

前三顆寶石,為科技創新建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:完整、能用、自我循環的工業體系。但隨著全球信息化的浪潮和中國工業化的深入,原始低端的工業已經無法滿足發展需求,也無法讓中國變成強國,這時候科創的重要性就愈發明顯。中國人開始向最后兩顆科技和工業的寶石進軍了。

04. 第四顆寶石:人才梯隊

在李鴻章訪問德國82年之后的1978年,一群身穿黑色中山裝的中國人也來到了德國。

這個代表團由機械工業部周子健帶隊,一位戴黑框眼鏡能講多國語言的中年人擔任秘書長。他們拎著沉重的箱子,行色匆匆地走出沃爾夫斯堡市火車站,徒步來到德國大眾汽車的工廠門口,領頭的周子健認真地讓翻譯對警衛講到[11]:“我是中國機械工業部部長,想跟你們領導聊一聊。”

門口的警衛一臉震驚,差點兒把他們當成騙子。事實上,代表團的絕大多數人在一天之前都沒聽說過大眾汽車。他們原本來德國考察奔馳公司的汽車工廠,結果發現滿大街跑的汽車都帶著個W標志,一打聽,才知道原來德國還有一個大眾汽車,于是當機立斷,馬上坐火車去登門拜訪。

大眾高管接到通知后,連忙讓警衛開門放行。一幫中國人進到大眾公司車間后,如同李鴻章第一次見到x光一樣,被洋人的先進技術震撼到。這次陌生的造訪,是中國政府和德國大眾談判的開始,也是日后風靡神州的“桑塔納”轎車的源起,同樣也是“市場換技術”模式的起點。

中國人在攢齊前三顆寶石之后,開始重視縮短與西方的技術差距,這條路比單純的工業化更難。對于“市場換技術”,總設計師后來總結:“搞合資經營,對方就要拿出先進的技術來。盡管它對某些技術有保留權和擁有權,但不管怎么樣,總在這里用了,用了我們總會學會一點。”

1993年桑塔納年產量突破10萬輛,1993年突破20萬輛,1998年累計完成100萬輛,合資經營的方式大獲成功。桑塔納的成功被總結為“桑塔納模式”向全國推廣,但到了90年代末期,在桑塔納完全國產化以后,中國人發現利用合資模式來推進自主研發的建設,幾乎不可能。

其根本原因在于無法消化這些引進來的技術(當然,由于合資公司的暴利,車企也普遍沒有動力)。中國大中型工業企業在2000年前,用于消化技術的費用只相當于技術引進費用的10%,而在汽車行業同樣起步較晚的日韓兩國,這個比例卻高達700%。

同樣的難題發生在技術密集的半導體行業,從80年代開始,為了縮短被越拉越大的差距,國家先后組織了1986年的“531戰略”,1990年的“908工程”,1995年的“909工程”,引進大量技術,資金投入了幾百億,但最后基本都以失敗告終,留下來的成果寥寥無幾。

汽車和芯片行業的困局并非孤例,在其他行業中到處都能找到影子,它們面臨共同的問題:沒有人才梯隊。

無論是半導體行業還是汽車行業,研發人才培養周期都非常長,形成真正戰斗力的年齡要到30-40歲。80-90年代承擔科技攻關重任的,應該是60-70年代的大學畢業的中年技術骨干,但在六七十年代,高校的教授們都在下牛棚掃廁所,能培養合格的工程師自然數量有限。

1998年10月,在亞洲開發銀行擔任經濟學家的湯敏和其妻子左小蕾,向高層提交了一份“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規模”的建議[12]。湯敏認為和發達國家的35%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相比,我國僅為5%,存在顯著的提升空間。這一能夠提振內需的提議,受到了領導人的高度重視。

1999年6月,國務院宣布了高校擴招政策。高考錄取率從1998年的33.8%,直接飆升到了2017年的75%。

在高校擴招的幫助下,盡管中國勞動力人口(15-65歲)在2013年見到了歷史大頂,但科技人力資源總量一直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,之前的年平均復合增長率達7.8%,2013年以來增速略有回落,但仍一直維持在5%以上的增速水平,大量的科技工程師被流水線一般生產出來。

到了2014年,根據世界銀行和OECD的數據,中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達到7512萬人,本科及以上學歷的科技人力資源總量為3170萬人,而同期美國科學家工程師總量為2110萬人。這些工程師在互聯網、通信、高鐵、電網、船舶、基建等工業和科技領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。

第四顆寶石——強大的人才梯隊,在2000年之后逐漸被中國人拿到,工業和科技的漫漫長征,還剩下最后一個難關需要攻克。

05. 第五顆寶石:制度保障

清華大學85級的趙偉國,雖然本科學的是電子,但起家卻是在新疆搞房地產,45歲之前,他恐怕沒想過自己有一天還會干回老本行。

2012年,他還在福建莆田運作一個地產項目。2013年,他掌舵的紫光集團就并購了芯片巨頭展訊,2014年又并購了銳迪科,2015年,紫光繼續并購企業網巨頭“新華三”51%的股權,而到了2016年,更是在武漢、南京、成都等地豪擲巨資,開工建設大規模存儲芯片制造工廠。

趙偉國和紫光的異軍突起,背后是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、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的資金支持。更大的背景是,從2014年開始,國有背景的資金開始直接下場支持科技創新,全國各地的產業基金規模從3000億飆漲至2016年的3.5萬億,速度和規模均前所未見。

用財政資金資助科學研究,在世界各國是通用做法,但對短板的產業進行財政補助,屬于東亞國家的秘訣。這種做法在經濟學家屆有不小的爭議,林毅夫和張維迎為此爭論十幾年。本來風電、光伏等領域的挫折讓“財政補技術”的模式陷入低潮,但高鐵的出現改變了一切。

前鐵道部長獨創的高鐵模式,是一種國家主導、集中談判、引進吸收、巨額投資的模式,獲得了巨大的成功,隨后被總結成了經驗。而這些經驗,挽救了“財政補技術”模式的低潮,給政府參與科技創新打了一針強心劑。在這種背景下,從2013年開始,國有背景的資金直接下場了。

一個簡單的例子是,中國的三大AI獨角獸公司:商湯、曠視和寒武紀,股東中均有國有背景的投資公司。

2018年,隨著貿易摩擦的演進,這種模式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,想必會低調潛行。但時間不等人。2013年,中國勞動力人口見到了歷史大頂,第二產業面臨轉型升級的巨大壓力,隨著人口長期拐點來臨,轉型時間窗口并不寬裕,用一句話來說就是:留給中國隊的時間不多了。

這就是為什么科創板在2018年底橫空出世,上下呵護,一路綠燈,進展神速的原因。

這種進展的神速,還有更深層次的思考。2001年之后,海外VC大量涌入中國市場。拿美元基金的風投,設置VIE架構,赴海外上市,套現后拿美元資產,幾乎成了互聯網公司的標準模板。但在某次會議上,發言人的一句話振聾發聵:中國這么多互聯網巨頭,有多少錢是被外國人賺走了?

因此,設立注冊制為基礎的科創板,讓民間資本接棒海外和國有資金,讓肥水流回自家良田,儼然成為時代的必選。但除了上市/退市制度外,知識產權、創新補貼、人才福利等方面的短板,也將在未來逐一補齊。這些正在完善的科技創新保障制度,就是工業和科技的第五顆寶石。

中國在工業和科技方面追逐的五顆寶石,背后是中國的五次對工業化和科技力的沖鋒。

第一次沖鋒(1860-1895)五大皆空;第二次沖鋒(1911-1949)有了工業政府,但缺乏籌資渠道;第三次沖鋒(1949-1978)有了籌資渠道,但缺乏市場體系;第四次沖鋒(1978-2000)有了市場體系,但是缺人才梯隊;第五次沖鋒(2001-2019)有了人才梯隊,但還需要完善制度保障。

為了集齊這5顆寶石,中國人已經探索了百年之久。而攢夠所以要素的中國工業和科技,必將對世界產生深遠的影響。科創的響指一打,又會有多少高端崗位從發達國家的體系中消失,進而轉移到中國呢?這個過程必然會遭遇遏制和打壓,這是最難的路,但也是我們必須堅持的路。

中國的產業升級之路,已經抵達了最后一站,常將“賭國運”掛在嘴邊的我們,準備好迎接這場時代巨潮了嗎?

參考資料:

[1]. 李鴻章歷聘歐美記,蔡爾康,林樂知,1898年

[2]. 李鴻章與克虜伯,李潔,2015年

[3]. 李希霍芬中國旅行日記,2017年

[4]. 近代中國鋼鐵工業發展研究(1840-1927),李海濤,2010

[5]. 簡明中國工業史(1815—2015) ,嚴鵬,2017

[6]. 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,文一,2017

[7]. 蘇聯技術向中國的轉移(1949-1966),張柏春等

[8]. 蘇聯專家在中國(1948-1960),沈志華,2009

[9]. 中國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現狀、發展趨勢及對策,嚴瑞珍,經濟研究,1990年第2期

[10]. 農業保護:現狀、依據和政策建議,農業投入總課題組,中國社會科學,1990年第1期

[11]. 技術換市場:從關山難越,到暗度陳倉,楚團長,飯統戴老板

[12]. 高考門前是非多,董指導,飯統戴老板

題圖來自tuchong.com,已獲授權文|飯統戴老板( 微信號:worldofboss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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